贾平凹小说描写的肾病

大光

以下内容摘自贾平凹的小说《病相报告》（原载《收获》2002年春夏卷）第10章《胡亥》：


    我的孩子是暑假里生的病。学院组织去野游，在白天里爬山，又在山下的河里玩水，半夜回来就发烧了。我只说伤风感冒吃点药片休息就会好的，第二日中午快下班的时候，安子来了电话：孩子出现了血尿！我赶紧回家领孩子去医院，尿样报告单上赫然地写着了：肾炎。
    肾炎是几乎无法治愈的疾病，尤其是西医，除了靠激素来控制外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发展为尿毒症，就是换肾。我是见过需要换肾的病人的。他们到处联系不上肾源，即便某个罪犯被枪毙了，可以用二十万的巨资购买，但换肾之后将永远与药为伴，不能工作，不能结婚，不能生育，而存活最长者也只有十年。平日里，听到某某人患了病，或者死了，悲伤是悲伤，但感觉上那毕竟是别人的事，可我怎么也不肯相信灾难竟突然降临在我的头上？带着孩子的尿样我重找一家医院化验，再找一家医院化验，结果依旧，而我还是不信，仍坚持要作肾穿检查，进一步确诊。医生劝我最好不再作肾穿了，也用不着再作肾穿，作肾穿给孩子会留下后遗症的，我说，一定是化验出了问题，我只相信肾穿。在做肾穿检查的那个晚上，我忍受不了同家人守候在手术室外，跑出了医院，在那一片荒芜的院子里无助地看着夜空。夜是阴沉的，没有星月，我祈祷道：出来一颗星星吧，若有一颗星，孩子的病就不是肾炎。但是，仰起的脖子已经发酸，天空仍没有一颗星星，我眼泪就流下来。默默地往手术楼走去。快到楼口了，再一次仰头看天，盼望奇迹出现：有了那么一颗星星。一点光亮是出现了，但那光亮在迅速地移动，它是一架飞机，星星还是没有。手术室在楼的五层，一阶一阶楼梯台我艰难地往上爬。天下什么东西最沉，人的腿最沉。当我走到了手术室外，孩子已经检查完毕出来了，孩子到底是孩子，她并不了解病情的严重性，肾穿的伤口在后腰处，原本让她静静地趴在小车上，她要自己坐在小车上，并且坚持着说她没事，我就发火了。我是那么地厉害，吼声如雷，破口责骂，孩子就气得哭了，我知道我失了态，不该这样对孩子，家人推着小车去了病室，我就扑沓一声坐在楼道上了。
    真的是肾炎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现在只有求救中医了。我带着孩子的病历到处求拜访治肾炎的中医大夫，走访那些服用中药的肾患者，我才明白越是难以治愈的病越是有着治疗这类病的名医。而西医在推，只会让你去做这样检查那样化验，中医则在吹，拍了腔子说只要服他的药，绝对治好。越是这样吹嘘，我越是心中没底，但总得治疗啊，经过反复筛选，甚至我将大夫的名字进行了周易分析，最后选定距城二百里外的某县城的一个大夫，他开办着一所肾病医院。从此的三年，每两个星期我领着孩子去那里求诊，原来肾病患者是那么多，小小的医院挤满了人，队还是排到院外的马路上，我们都是早上十点赶到下午六点才能返回。每服完十五服药，就化验一次，每一次化验都充满了希望，又都带来着恐惧，领取化验单前，我作过各种各样的预测，而化验的结果却一次又一次打击着我。我明明知道病急乱投医的坏处，但我再也没有了三年里守着一个大夫的忍耐。我开始跑北京、天津、云南，只要谁著名，就吃他十天半月的药，无效便换，甚至寻气功师发功，找巫师驱鬼，一切想到的办法全想了。什么是中国的哲学，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庸之道，什么是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弄得越来越复杂。三年了，仍要每日三次一次一大碗喝下黑色的苦汤，我可怜孩子，但板着脸在说：一定要坚持喝完，你要记住，既然上苍降给了我们苦难，我们就要忍受苦难！这话是给孩子说的，也是给我自己说的。我是一名诗人，这些年里我活得没有一点诗意。
    这期间，有朋友提供了一个偏方：他们老家有肾患者喝黄鼠狼的血而康复了的。我问喝多少血？他说十二只黄鼠狼就可以了。我当即决定也给孩子喝黄鼠狼血。可是，在中药房里找不到黄鼠狼血的，连动物园里也没有，只好让朋友在他们老家找。我到了朋友的老家，村人说十几年前黄鼠狼多得很，常常进村来抓鸡，现在却没有了，必须到二十里外的山区去逮，但逮一只须付五百元。第一次杀黄鼠狼，接血时未在碗里先盛一点温水，血流出来很快就凝固了，虽后加了热水搅和，仍有血块，孩子怎么也喝不下去。我忍不住又发脾气。孩子喝了几口就吐，看着她难受的样子，我再劝孩子什么都不要想，放松喉咙，不要停地喝下去。孩子端着血碗到厨房去，五分钟后，出来说喝下去了。我到厨房里的水池里去查看，孩子说，真的喝下去了，爸，你要不信，我再给你吐出来！孩子的嘴角残留着血，还沾着一根黄鼠狼的毛，我替她擦了流着泪，说：谢谢你，孩子！

    在治病的过程中，孩子并没有领略到父爱，反倒在她的眼里，我是粗暴的家长，她告状给我的母亲，希望能与奶奶住在一起。这我不同意。我知道，母亲是绝对受不了日复一日的熬药工作的，更有一点，孩子住过去，我就得不停往那儿跑，而我多么不愿意呆在那个家里，我之所以婚后一直寻房子住在外边，就是为逃避家里那令人窒息的气氛。
    父亲比母亲大六岁，他们的婚姻是服从了组织分配而组合的。从我记事起，他们就吵吵闹闹，政治观点上他们看法不一，家里一张桌子放在哪儿也是你坚持你的，我坚持我的。一吵开，父亲急风暴雨般地吼一通就再不肯言语了，坐在那里铁青着脸吸烟，母亲则没完没了地骂，骂着还要叫父亲听，父亲坐在门口，母亲就撵到门口，父亲坐在阳台上，母亲又撵到阳台上，父亲索性在他的床上拉开被子睡下，母亲还是要坐在床头继续着质问和责骂。“你去睡？你把事情不说个黄河里杀羊刀割水洗你睡不成！”母亲揭被子，父亲裹被子，被子最后被撕破了，掉在地上。我是从不参与家庭战争的，但我对于他们的这种婚姻烦透了。我知道母亲的思维和性格是父亲难以认同和习惯，我也知道父亲一直在爱着江岚，母亲越是这么闹，父亲越是相思着江岚。同样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是理解我的父亲，但我是他们的儿子，我又同情我的母亲，我无法使他们和好啊！孩子的病他们同样牵肠挂肚，母亲曾当着我的面痛哭流涕：上天这么不公平啊，还嫌咱们的灾难不多，又让孩子得这种病？！我没好气地说：事情就是这样，家庭不和，灾难就多。母亲发火了，说家庭不和能怪她吗？我说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们就离婚吧，各过各的，清清静静，反倒对你们的身体都好。母亲睁大了眼睛：你也这么想，这就是你做儿子的主意？真是什么样的老子有什么样的崽！我一生就是这样的命，陪伴他把苦受够了，最后还得成全他和江岚再成双成对？！

    我是带着孩子去北京拜访一名大夫，原本在京城让大夫看了病开个药方就返回的，但孩子偏偏在那里感冒了。肾病最害怕的是感冒，一感冒必然要加重病情。我带她出门就害怕她感冒。可越是怕鬼就真的遇上了鬼。赶紧送孩子去医院打点滴，一个疗程得七天，我就这样滞留在了北京。
    ……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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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 1# 大光 的帖子


    贾平凹是乙肝康复者，他是陕西人，西安又是医院比较多的城市，开展肾移植比较早且多，所以他对罪犯肾源比较了解，但是肾源费用却用很夸张，对术后的表述也很不正确，象不能结婚生育这些，这是也是社会对我们这些人的认识吧。
常见一些报道中对尿毒症和肾移植产生错误的描述，让我发笑。

血奴

很符合现实中大多数肾病病人的经历